英文版序 聽見新的聲音，是書本所能提供的最棒的刺激之一。尤其是透過廖亦武，我們不僅聽到了將近三十種新聲，而且是透過自己話語表達的重要心聲。廖亦武既是一個不畏強權的觀察家與記錄者，也是一個四處走訪的採訪者和說故事高手，更是一個口述歷史學家和擅長偽裝身分的人，以及民間學者和諷刺作家。此外，他也是所有在中國社會裏被噤聲、被共產黨視若無睹的群眾對外發聲的媒介，這群人有騙子與流民、偷渡犯與街頭藝人、脫黨黨員與身障人士、處理人類排泄物的廁所門衛與處理人類遺體的化妝師、藝術家與風水師、江洋大盜甚至盜墓者—然而他們每一個人所說的話，都比這個以「人民」為國名的國家所發行的官方出版品還要誠實。
廖亦武是被殘酷的人生經歷塑造的作家：他童年時差點餓死，父親被貼上人民公敵的標籤；他因為寫詩誠實地論及共產黨而被捕下獄，並因為拒絕禁聲而被責打。當他在獄中聽到許多和他相同遭遇的故事，他發現這些當局想永遠掩滅的真相具有極大的價值，於是他鼓起勇氣去寫。因為他瞭解甚麼是失去，所以無所畏懼。再也沒有甚麼東西可以令他依照官方的強制規定，對周遭的事物視而不見、裝聾作啞，並阻止他讓我們的視野不再被共產黨官僚所蒙蔽。這不僅是公然違抗，但還算不上是政治論戰，卻使收集在這本書裏的故事充滿了生命力。
無疑的，廖亦武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具原創性和最值得注意的中國作家。更確切地說，他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具原創性和最值得注意的作家，而他來自中國。是的，他使用的語言是中文，他創作的主題是他的國家及人民，而他的故事也一一來自他在各地的遭遇。然而，即使有些人從未到過中國，而且只能透過黃文的譯本認識他的作品，這些故事都能立即而直接地跨越一切的界線與階級。它們屬於偉大而共有的世界文學遺產。
廖亦武雖是一位原創性的作家，但作家們應該都會像馬克．吐溫之於傑克．倫敦、果戈里（Nikolai Gogol）之於喬治．歐威爾、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之於萊維（Primo Levi）一樣，即使文風殊異，仍然視他為精神上與文學上的同道中人。如果人類世界像個馬戲班子，他就是馬戲表演裏的指揮者，而他的作品則具有強而有力的提醒作用—在一個說出真相可能會犯罪的封閉社會裡，其重要性與必要性就如同在開放社會中，自由可以讓人心感到安穩一樣—它提醒我們在人類歷史中，不只是公開而喧鬧的權力支配需要被關注，同樣的在那些被邊緣化、被忽略、無法被聽見的角落裡，他們的心聲更需要牢牢地被銘記。
菲利浦‧高瑞維奇（Philip Gourevitch）
英文版導讀
一群中國社會邊緣人的心聲 當中國政府的坦克車在 1989 年 6 月 3 日夜晚開進北京市，並殘忍地鎮壓支持民主運動的學生時，廖亦武正在中國西南的四川省家中。這些新聞令他內心深受震撼。他連夜創作了一首題為《屠殺》的長詩，就像畢卡索生動地描繪納粹轟炸屠殺格爾尼卡（Guernica）鎮一般，他以寫實的意象忠實描述了無辜學生與市民被殺害的情況。
他的詩沒有任何機會在中國出版，於是他錄製了一卷自己朗讀的錄音帶，以中國式的狂嘯形式朗誦，向死者招魂。這卷錄音帶透過中國的地下管道而廣泛流通。他在那時創作的另一首詩裡，描述了他無法起而反抗的挫折感：
你生就一個刺客的靈魂，你本該做荊軻聶政，
但是當你茫然四顧、
鬚髮賁張的時候，
竟無劍可拔。
肉體，
這生鏽的刀鞘，
這哆嗦的手腳，
這骨縫裡的黴班，
這瞄不了槍的近視眼！
那卷《屠殺》的錄音帶以及他與朋友錄製的續篇，題為《安魂》的影片，引起了中國祕密警察的注意。1990 年 2 月，當他正要搭乘一班前往北京的列車，幾個警察突然向他突襲。他的詩人與作家朋友，以及他懷孕的妻子，一共六人也因為牽涉他的拍片計畫而同時被捕。身為主謀者，廖亦武獲判四年徒刑。
從那時起，廖亦武就被永久列入政府的黑名單中。他的大部分作品在中國依然被禁，他住在雲南省的一個小鎮，在公安局的監視下，當起街頭音樂家賣藝維生。他在過去幾年曾因為從事「非法訪談」，以及在他的資料性書籍《中國底層訪談錄》中，揭露共黨社會的黑暗面，因而多次被扣押。出現在這本書裡的二十七篇故事，便是從該本合輯以及最近他發表在海外中文網站的貼文翻譯並改編而成的。
廖亦武出生於 1958 年，是十二生肖的狗年。那一年也是毛澤東發起「大躍進」的年份，這場運動的目的是要讓中國落後的小農經濟開始工業化。強迫性的集體農業生產，以及全國盲目的動員去採用最原始的方法生產鋼鐵，導致 1960 年的大饑荒，造成三千多萬人喪生。
在大饑荒期間，他罹患饑餓性水腫而瀕臨死亡。脫離險境之後，他的母親帶他到鄉下，那裏有一個中醫師，抓著他懸在一口燒著滾燙藥草熱水的炒鍋上，藥草蒸騰的熱氣竟神奇的將他治好了。
1966 年，廖亦武的家庭深受打擊，因為他擔任老師的父親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貼上反革命的標籤。他的父母申請離婚，以保護他們的孩子擺脫父親黑五類的身分。沒有父親，日子過得很苦。在他童年的記憶當中，有一件事他依然印象深刻：「有個親戚給我母親一張政府發行的配給劵，那很有用，可以換一匹兩尺長的布。但是，當母親將它拿去黑市販賣，以便為我們購買食物時，卻被警察抓了，並命令她與其他罪犯站在四川歌劇院的舞台上，在數千群眾面前列隊示眾。有幾個同學在現場看見我的母親，當他們告訴我這件事後，我崩潰了。」
廖亦武高中畢業後，在國內四處旅行，當過廚師，接著當卡車司機專跑川藏公路。閒暇之餘，他讀一些以前被禁的西洋詩，從濟慈到波特萊爾。他也開始創作自己的詩，並在文學雜誌上發表。
在整個一九八○年代，他成為中國最受歡迎的新詩人之一，並定期於具有影響力的文學雜誌，以及專門刊登當代西方風格詩作而被政府認為是一種「精神汙染」的地下刊物投稿。1989 年春，兩家著名的雜誌利用政治暫時較寬鬆之際，刊載他的兩首長詩，〈黃色城市〉和〈偶像〉。在詩中，他用諷喻性的暗示，批判他所謂的被集體血友病所麻痺和侵蝕的制度。他宣稱毛澤東的竄起，便是此一不治之症的徵狀。詩中大膽的反共訊息驚動了警察到他家搜索，並以徹底的審問、逼供及短期拘留令他屈服。這兩家雜誌社的發行人也遭到懲處，其中一家還被下令關閉。
他因為譴責政府鎮壓民運學生，而在次年 1990 年入獄。這件事在他的人生篇章中別具意義。在四年與世隔絕與滿懷絕望的監禁中，他反抗監獄的規定，只有濫用施虐的刑罰才能使他就範，包括：使用電擊棒戮刺、綑綁、手銬，以及強迫站在炎夏的艷陽下數小時。有一次，他單獨拘禁且雙手被綁在背後達二十三天，直到腋下長滿了膿瘡。他遭遇好幾次精神崩潰，並兩度企圖自殺。他在其他獄友眼中，是個出了名的「大瘋子」。
1994 年，伴隨著國際間的壓力，他在刑期屆滿前四十多天獲釋（中國政府宣稱，他是因行為表現良好而受獎勵）。他回到家後，發現妻子已帶著他們的孩子離他而去。他在城裡的居留登記已被註銷，使他無法找到工作，只好被迫離開而前往鄉村。他從前在文壇的朋友們，因害怕而對他刻意躲避。他僅有的財產只剩下一根簫，那是他在獄中學會吹奏的樂器。他走過他的出生地「成都」的吵雜街道，展開他當一個街頭音樂家的全新人生。
他沒有放棄對文學的追求。1998 年，他編了一本《沉淪的聖殿》詩集，全都是一九七○年代的地下詩，包括許多中國異議分子創作或參考的作品。一位中國副總理親自下令調查此書，聲稱該書「預謀顛覆政府，且受到強大反中集團的支持」。他再度被扣押，而出版商也被禁止發行新書一年。
當中國政府勒緊了他出版生涯的繩套，廖亦武也更進一步潛入底層，偶爾在餐廳、夜總會、茶館以及書店打打零工。他原本就計畫以他關切的社會邊緣人為題材寫書，而他的底層生活，更拓展了他這方面的視野。他與獄友及街頭上的人對話，促使《中國底層訪談錄》這本書的誕生。這本書挑選的六十位受訪者中，有職業嚎喪者、人口販子、殺人犯、乞丐、算命師、小偷、異議人士、同性戀者、嫖客、昔日的地主、學校老師，以及法輪功學員。就像作者本身，他們所有人不是在毛時代的各種政治整肅期間被拋到社會底層，就是在今日中國快速演化的喧鬧改變中淪落至此。
這些訪談文章既是文學也是紀實報導—與其說他只是把訪問的錄音抄寫下來，不如說他是在做重新的整理建構。因為做這些訪談需要格外的敏銳度與耐心，他有時要避開通常使用的錄音工具和筆記本。無論他在獄中或街上，他總是花大量時間在受訪者身上，試圖在進行任何訪談之前，先獲得對方的信任。為了一個故事，他可能需要在不同的場合進行三到四次的對話。例如：他曾訪問一個殯葬業者七次，然後再把全部的對話內容合併成一篇。
2001 年，揚子出版社出版這本書的刪修及濃縮版，立刻成為暢銷書。住在北京的著名獨立文學評論家余杰，稱這本書是「一位社會學家的調查報告，可以做為當代中國的一份歷史紀錄」。另一位獨立評論家任不寐，在一次自由亞洲電台的訪談中觀察到： 「這本書裡所提到的每個人都有一個共通性—他們都被剝奪了發言權。這本書是針對他們被剝奪發言權的大聲譴責，以及對於這群獨特個人的精彩描述。」
廖亦武於這個國家所引用的「底層」或「社會底層」之字眼，還是首次出現在共產黨自 1949 年接管之後的中國。毛澤東共產主義運動的支持者對此概念嗤之以鼻，此運動自以為能創造出一個沒有娼妓、乞丐、幫派和吸毒者的平等社會。誠如預期的，宣傳部、中國新聞與出版主管機關下令所有廖亦武的書下架，並懲處出版社的編輯，而一家頗受歡迎、曾刊登其訪問與專題報導其書籍的中國周刊《南方周末》，所有關鍵的職員也被開除。
2002 年，作家兼耶魯大學講師康正果在中國與廖亦武見面，並將他完成的手稿夾帶出境。透過康正果的幫助，台灣的麥田出版公司出版了三冊完整版的《中國底層訪談錄》。同年，他獲得獨立中文筆會的文學獎；2003 年，又獲得美國赫爾曼–哈米特寫作獎（Hellman–Hemmett Grant），這是由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組織認可，一年一度頒發給勇於面對政治迫害的作家。
我第一次聽說過廖亦武，得回溯到 2001 年 6 月，當時我承接了翻譯自由亞洲電台對他的訪談錄音，就在他的書在中國被禁之後不久。這段訪談激起了我對作者的興趣。《中國底層訪談錄》使我想起史德茲‧特凱爾（Studs Terkel）的書《工作》（Working），特凱爾在書中收集許多來自美國各行各業的生涯訪談，從女服務生到電話接線生，到棒球選手和音樂家，他談及他們在美國的工作與生活。《工作》在一九八○年代被翻譯成中文，中譯本書名為《美國人談關於在美國的生活》。我當時是中國一所學院的學生，中文版與英文版兩者都讀過（我的老師選擇英文版當作美語日常會話的教材）。《Working》為我和其他許多中國人介紹了很多有關真實的美國和一般美國人的生活，那是以往我所不知道的。同樣地，我相信廖亦武書中提到的真實人生的故事，對西方讀者也會達到相同的目的，幫助他們從一般中國人的眼光了解中國。
從 2002 年開始，我做過許多嘗試，想透過廖亦武在中國的朋友與其接觸。這種搜尋變成一場艱鉅的任務，因為身為一個異議作家，他必須不斷地遷移以躲避警察的騷擾。有一次，他在成都訪問一個未經核准設立的宗教團體成員之後，為了逃避追捕，只好從三樓的窗戶跳下逃跑。
在 2004 年初的某一天，我收到一位朋友的 e-mail，她以前是哈佛大學的訪問學者。他偶然間知道廖亦武安然無恙，於是在自美國返回北京之後，開始打聽他的行蹤。我從她的 e-mail得知，廖亦武已同意我將他的作品譯成英文的提議，並且給了我他的手機號碼。我檢查區域號碼，那是來自中緬邊界附近的某個小鎮。
兩個小時的談話，標記著我們合作關係的開始。廖亦武和我透過 e-mail 與手機合作翻譯。有時，如果我們覺得我們的談話正在被錄音，我們就會以我們彼此瞭解的密語交談，或透過雙方都認識的朋友傳話。
2005 年夏天，廖亦武書中的三篇訪談—職業嚎喪者、人口販子和廁所門衛—首次以英文出現在《巴黎評論》上，這是該雜誌新主編 Philip Gourevitch 上任後的第一期雜誌。
隨著在《巴黎評論》成功的初試聲啼，我們又選了二十七篇我們覺得既具有代表性，而西方讀者也可能會感興趣的故事。我們也重新整理並縮短篇幅，添加背景資料，幫助那些對訪談內容裡提及的政治與歷史事件不熟悉的讀者閱讀。就如書名提出的，我們希望這本書將提供西方讀者，一瞥來自底層發聲的當代中國的樣貌。
同時，儘管反覆受到警察的騷擾，廖亦武還是持續透過在海外發表其作品，突破中國政府的檢查制度。2007 年 11 月，當他前往北京領取由獨立中文筆會頒發的自由寫作獎，他卻遭到扣押並審問超過四個小時。他不受要脅。藉由一位中國律師的協助，他目前正對政府提告，控訴其侵犯他的人權。「我正嘗試一點一滴的克服，那令我屈服的恐懼」，他說，「我嘗試保有我思想的健全與內在的自由」。
黃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