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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2日 星期日

新書推薦-「從湯恩比到霍布斯邦：英國左派史家的世紀」心得

 

新書推薦-「從湯恩比到霍布斯邦：英國左派史家的世紀」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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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心得,心得感想,書評


內容簡介





揚棄以菁英、政治領袖為核心的歷史書寫，

他們主張：平民才是社會發展史的主角。

當M型社會變本加厲、國際秩序失衡，

左派史家關懷社會的精神，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更顯珍貴。



　　十九世紀末，英國經濟陷入低迷，學術界對於勞工社會史的研究開始萌芽，關心工人階級的左派史家漸趨積極活躍，對英國社會思想與工人運動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



　　全書共介紹了湯恩比、衛布夫婦、漢蒙夫婦、柯爾夫婦、霍布斯邦、和湯姆森夫婦等跨越三個世代的十位左派史家思想。



　　他們都屬於英國勞工社會史的學者，在近代西方史學史上貢獻非凡。縱使政治光譜各異，分別支持左翼自由主義、溫和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然而史觀都一致傾向觀點的、參與的以及反思的。透過他們「對過去的看法」（史學思想）與「對當代的見解和未來的期盼」（現實意識），我們將更加理解近代一百多年以來英國的政治和思想史。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周樑楷



　　歷史學者、教授。



　　1947年生於台中清水（舊稱牛駡頭）。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系暨研究所畢業。美國水牛城紐約州立大學（SUNY at Buffalo）歷史博士。



　　曾任：中興大學歷史系教授、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教授兼所長。現職中興大學歷史系、台灣大學歷史系及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兼任教授。



　　研究志趣包括史學理論、西洋史學史及歷史意識、世界史、影視史學與大眾史學。由於深信中學歷史教育也是種社會實踐，因而參與高中歷史課綱的制定和教科書的書寫。



　　主要著作有《近代歐洲史家及其史學思想》、《歷史學的思維》及多篇論文與評論。目前正著手撰寫《史譜：歷史意識的開展》。



 

序




導論



史學思想和現實意識的辯證



　　從一八八○年代起，英國的經濟日漸陷入低迷，各種政治和社會運動因而再度高潮迭起，不讓十九世紀上半葉專美於前。同時，許多學者更加專注工業革命（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及其所釀成的社會問題。從這個年代算起，英國學術界研究社會史距今至少有一百多年的光景。回顧這一百年來的研究績效，社會史已由昔萌芽的時期，蔚然綻放成為史學界的主要園地。以勞工史這門社會史的支系來說，從十九世紀下半葉開始起步，到了二十世紀六○年代，已卓然有成，不僅研究學者人數激增，學術團體相繼成立，而且研究取向也有重大突破，呈現一片繽紛景象。



　　談起英國的史學和政治思想，十九世紀和當今的觀念已有很大的差距。在前一個時期裡，古典自由主義（Classical Liberalism）正值高潮。一八一七年，先有李嘉圖（David Ricardo）出版《政經及稅制之原理》（Principle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三十一年後，亦即一八四八年，約翰．彌爾（John Stuart Mill）也完成《政治經濟學原理》（Principle of Political Economy）。他們的觀點或許有些差別，並不完全吻合一致，例如，彌爾比李嘉圖較有社會改革的傾向。但是，基本上，兩位都相信：人們應該自求多福，以追求自我利益（self-interest）為前提，而且社會上競爭的現象是無法免除的。生長於十九世紀下半葉的湯恩比（Amold Toynbee）曾經說：「亞當斯密（Adam Smith）早先所提出來的競爭之說，後來被李嘉圖和彌爾所接受。這種觀點如今仍然支配著時人的看法……」 這段話應該是可信的。在古典自由主義以中產階級為出發點的思想籠罩下，惠格歷史解釋（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自然而然也大行其道。到現今為止，所謂的惠格歷解釋仍然沒有嚴謹的定義。如果按照巴特費爾德（Herbert Butterfield）在《喬治三世及史家》（George III and the Historians）的說法：惠格史家與口典自由主義的學者及中產階級頗有淵源。 大致來說：惠格史家偏愛政治史學研究領域，尤其是憲法、國會和制度史。他們強調菁英份子（elite）對歷史的影響，喜好以自由主義的眼光談古論今，認為一部英國史就是一部自由政治的發展史。此外，他們和傳統的史家一樣，講求文采，偏好敘述性的方法（narrative method）。



　　儘管古典自由主義和惠格歷史解釋風行一時，然而，時到今日，雙雙都已過氣，不合時宜。二十世紀初以來，工黨（Labour Party）取代了自由黨（Liberal Party），赫然與保守黨（Conservative Party）並列為英國的兩大政黨。今日的英國是個社會福利的國家（Welfare State），已成為不爭的現實。所以我們可以肯定地說，社會改革好比近代英國政治思想中的主流，在洶湧的浪潮衝擊下，古典自由主義日漸淹沒，同時，惠格歷史解釋也一再遭到挑戰。例如，巴特費爾德和柯林烏（R. G. Collingwood）都採信新觀念論（neo-idealism），從認識論的基石上震撼惠格的史學理論。 那米爾（Lewis Namier）則採新實證論（neo-positivism）的取向，提出新的歷史解釋，攻擊惠格史家。他所寫的《喬治三世登基之際的政治結構》（The Structure of Politics at the Accession of George III）含有新保守主義或新托利（New Tory）的立場。 是本當代英國史學界的革命鉅著。 另外有些社會主義史家，例如衛布（Sidney Webb）、柯爾（G.D.H. Cole）、陶尼（Richard Tawney）、湯姆森（Edward P. Thompson）和霍布斯邦（Eric John Hobsbawm）等等，都重新解釋國史。很顯然地，這幾種新史學取向的崛起，象徵著惠格歷史解釋的沒落。或者，反過來說，這些挑戰惠格歷史解釋的勢力，正是近代英國史學思想中的主流趨勢。這些挑戰者有些可以稱為新惠格（New Whig）史家。他們與十九世紀傳統的惠格史家不盡相同。例如，巴特費爾德在早年不遺餘力批判惠格解釋，但對艾克頓（Lord Acton）和屈衛林（Georg Macaulay Trevelyan）還是語多保留，相當推崇。其實這兩位史家，艾克頓被認為是位天主教的惠格（Catholic Whig），而屈衛林是眾多公認、相當重視文采的惠格（Literary Whig），兩人都是惠格解釋的嫡傳。後來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自由主義的英、美、法等國聯合對抗集權主義的納粹德國，在國際環境的氛圍中，巴特費爾德轉變態度，在一九四四年出版的《英國人及其歷史》（The Englishman and His History）中，極力頌揚惠格的政治傳統。這位新惠格史家一方面批評傳統惠格解釋的是非，另一方面又褒揚惠格的政治精神。 為了能較周延、涵蓋所有英國史學界中向惠格挑戰的學者，本書擬自創「惠格歷史解釋的批評者」（the Critiques of Whig Interpretation）一詞，以取代「反惠格解釋」（the anti-Whig Interpretation）。當代史家布拉斯（P. B. H. Blass）在《連續與時間錯置》（Continuity and Anachronism）中，提出「反惠格解釋」這個概念。 但是「反」，（anti）的用詞過於誇張，與事實不盡相符，不如「批評」在修辭上來得貼切，再說這個名詞可以涵蓋新惠格、新托利和左派的史家。



　　馬克思（Karl Marx）在《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中，曾經說：「人是社會的存在物。他的生命表現，即使不採取共同的、同其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現這個直接形式，也是社會生活的表現和確証。」 這句話，毫無疑問地強調個人與社會的關係。簡單地說，就是「人是社會的動物」。不過，二十世紀唯物史觀的人士把這句話扭曲了，說成外在的社會條件決定個人的思想，即所謂下層結構決定上層的意識觀念。其實，馬克思在這篇《手稿》中也提起：「人使自己的生命活動本身變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識的對象。他的生命活動是有意識的……有意識的生命活動把人同動物的生命活動直接區別開來。正是由於這一點，人才是類存在物。」 由此可見，依照馬克思的說法，人是有自主性的意識，而不是完全被現實環境所決定的。馬克思批判人們陷於「異化」（alienation）之中，他的目的是為了重建人的自主意識與現實環境之間的辯証關係。



　　由於「人是社會的動物」，史家屬於「人類」的範疇之內，所以我們也可以說：「史家是社會的動物」。或者引申說，史家的主體意識與其社會環境之間，是不斷互動、交相影響的。研究史學史時，觀念論及新觀念論的學者多半貶低或忽略外在的因素。他們偏好切入認識論、本體論、形上學及倫理學的層面，直接由此剖析學術菁英份子的史學思想或史學理論。這個取向頗富有哲學的色彩，其研究成果也很類似哲學史的撰寫，或者換個名稱，直截了當地說，就是「觀念史」（history of ideas）的取向。例如，柯林烏和巴特費爾德都有這類的研究著作問世。我們肯定這種取向的成就，但也不諱言他們有所偏頗。在唯心論（idealism）和唯物論（materialism）這條譜系（spectrum）中，唯心論（或觀念論）太偏向思想、觀念或文化的因素，而唯物論又太傾斜到物質和經濟的因素。我們寧可接受馬克思的辯証法，強調：「思想、文化因素與物質、經濟因素的互動關係」。所以，為了分析近代英國社會史家的思想，本書一直扣緊現實政治和社會中的問題。



　　史家的內在思想至少包含歷史意識、社會意識和生命意識三個層面。所謂歷史意識，是指某個人具有變遷的意識（sense of change），覺得萬事萬物都不斷地變動。好比見了滾滾流水，而有「逝者如斯」的感觸。有了這項最起碼的認知後，才能發展出他的史學思想，處理有關歷史因果論、歷史認識論及道德價值判斷等問題。而所謂的社會意識，是指某個人對當下現實社會的關注，及對未來人類何去何從的看法。有了這項最起碼的立場以後，才能有個人的主張，在政治和社會思想上提出自圓其說的學理。可見，所謂的社會意識也是某個人的現實意識（presentism）。從史學史的演變來看，每位史家的社會意識和歷史意識其實都息息相關，互為一體的。或者說，史學思想和現實意識之間，是辯証的，無法任意切割成片面雜碎的觀念。而且更值得留意的是，個人的生命風格、主體性生命意識也是史家思想的元素，與歷史意識、社會意識環環相扣。研究史學史，除了外在現實環境，史家的歷史意識、社會意識和生命意識應該是必要探討的項目。本書撰寫期間，除了閱讀各種相關的、已經出版的著作、短文和日記等資料，而且也參考未出版的手稿史料，以及親自會見霍布斯邦和湯姆森夫婦，進行口述訪問。從這些資料中，一再揣摩和體會，希望能感受他們的生命意識。



　　為了論證上述的觀點，本書以史學思想和現實意識的辯證關係為基調，專門研究近代英國幾位社會史家，即湯恩比、衛布夫婦（Sidney and Breatice Webb）、漢蒙夫婦（J. H. and Barara Hammond）、柯爾夫婦（G. D. H and Margaret Cole）、霍布斯邦、和湯姆森夫婦（Edward P. and Dorothy Thompson）。這幾位史家就出生年齡來說，可區分為三個世代：十九世紀中葉、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就現實意識或社會思想來說，湯恩比和漢蒙夫婦屬於左翼自由主義，衛布夫婦和柯爾夫婦提倡溫和的社會主義，而霍布斯邦和湯姆森夫婦則篤信馬克思主義。廣義地說，他們都是左派知識份子。然而，就史學思想來說，他們在「觀念論－實証論」、「唯心論－唯物論」這兩條譜系中，各有立場。本書為了避免空談各種「理論」、「思想」和「意識」，所以深入各史家的歷史作品，從他們的實際成果應証史學思想與歷史解釋的關係。這幾位史家都主修英國近代勞工社會史，同屬「惠格歷史解釋的批判者」的左派學者，將他們並列加以比較研究，多少可以看出英國社會史如何被書寫。希望藉此研究能增進我們對英國史學史和西洋史學史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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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5日 星期六

推薦-「我的鄰居希特勒：1929-1939，一名猶太歷史學家的童年回憶」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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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五歲的艾德加與希特勒在路口四目相交。

那張臉毫無笑意，散發出令人震懾的力量……



　　現年九十歲的猶太裔歷史學家艾德加，在五歲到十四歲的慕尼黑童年時期，有個知名又恐怖的鄰居──納粹頭目希特勒。



　　由於艾德加的爸爸是著名出版人，伯伯利翁是德國重量級作家與歷史學家，一家人與德國大作家托瑪斯．曼及劇作家布萊希特等人往來密切，許多知識份子也常聚在艾德加家的客廳，與他爸媽討論德國的政治走向以及對納粹崛起的擔憂。伯伯利翁更是撰寫了《成功》等書批判納粹，暢銷程度更勝希特勒《我的奮鬥》。



　　與希特勒當鄰居的這十年間，隨著納粹得勢，艾德加的幸福童年逐漸變調。他最要好的朋友不再與他說話；褫奪猶太人公民權的紐倫堡法案通過後，從小陪他長大的德裔保母也不得不離開；利翁伯伯則因為著作成了納粹頭號公敵，爸媽開始談論起流亡。



　　艾德加開始學習當個隱形人去對抗這個世界，並透過他家窗戶，見證了德奧合併的籌備，更目睹英法義三大巨頭在希特勒家簽屬慕尼黑協定的歷史時刻。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蓋世太保破門而入，將他的爸爸拖進集中營。這段危機四伏的鄰居關係到底還能維持多久……



　　艾德加將時間倒轉回五歲，透過兒童純真的眼光，將當時所感受的社會氛圍、歷史事件以及對希特勒的第一手印象，娓娓道來。



名人推薦



　　周　全，資深譯者

　　周惠民，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人文中心主任

　　胡忠信，歷史學者、政治評論者

　　陳思宏，《叛逆柏林》作者



　　本書頗有《一個德國人的故事》的味道，堪稱為「一個猶太人的故事」。──周全，資深譯者



　　福伊希特萬格的人生經歷跌宕起伏：幼時曾與希特勒為鄰，稍長後卻受到這位一戰榮民的迫害。希特勒崛起後，帶給許多德國人虛幻的願景，也讓許多德國境內的猶太人不得安生。一九三八年「水晶之夜」事件發生時，福伊希特萬格全家受到威脅，父親能順利安排全家離開德國，前往英格蘭定居，已屬萬幸。數十年後，福伊希特萬格成為歷史學者，對納粹有深刻認識，再回首慕尼黑歲月，想必點滴心頭。──周惠民，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人文中心主任



　　曾經培養巴哈、貝多芬、歌德的國度，何以也造就了希特勒？以人類主流文明自居的日耳曼文明，何以讓一個社會邊緣人成為獨裁者？希特勒運用民族主義做為一種凝結劑，從人性之惡蒸餾出毒酒，複製了「高貴的野蠻人」，本書提供了深刻的觀察與分析，足以為殷鑑。──胡忠信，歷史學者、政治評論者



　　本書以嚴格且有趣的方式，依照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九年間事件的發生順序來撰寫，將他生活優渥、富教養的猶太人家日常生活，與在他家窗戶底下發生的政治事件巧妙結合。──法國《費加洛報》



　　猶太歷史學家艾德加．福伊希特萬格見證了德國歷史的混亂年代。透過作者孩提時代的獨有回憶，重建若干史實，例如一九三三年的政變、對猶太人緩慢卻無情的禁制、初始的集中營關押等。不消說，這道見證毋寧是沉重的。──加拿大《新聞報》



　　「我得強調假如他當時知道我是誰，我現在就不會還在這裡講這個故事。」作者到現在依舊記得希特勒與他交目時的眼神。──法新社



　　福伊希特萬格在此書完成了時光之旅，用他童年的眼光描述希特勒，企圖拆穿他，好提醒世人他的瘋狂與真面目。──《快訊週刊》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艾德加‧福伊希特萬格Edgar Feuchtwanger



　　猶太裔歷史學家，一九二四年出生在德國慕尼黑，目前生活在英國溫徹斯特。



　　艾德加的父親是著名出版人，伯伯是當年德國最著名的猶太裔作家與歷史學家，一家人與德國大作家托馬斯．曼和劇作家布萊希特等人往來密切。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九年，即艾德加五歲到十四歲期間，與父母親住在希特勒家的對面。



貝提勒‧史卡利Bertil Scali



　　目前為編輯。曾於一九九二至二○○四年間，先後擔任《VSD》週刊及《巴黎競賽》週刊記者。曾出版小說《Un jour comme un autre》（二○○九），並為「星球」頻道導演同名紀錄片《我的鄰居希特勒》（二○一三）。



譯者簡介



粘耿嘉



　　一九七六年生，台北人，畢業於淡江大學法文系、歐洲研究所。曾於艾克斯－馬賽大學（Aix en Provence）修讀亞洲研究碩士學位。譯有《爺爺每年的環法簡訊》、《寫給男人的巴黎》、《假如這是真的》、《伊斯坦堡假期》、《你所不知道的四個賈伯斯》、《不可思議的植物》、《認識歐洲聯盟》。



　　無法停止抱怨少得可憐的翻譯稿費及慘無人性的二代健保，他總有一天要讓別人來翻譯他的作品。現於巴黎與台北兩地從事翻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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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2日 星期六

推薦-哈布斯堡的滅亡：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和奧匈帝國的解體

 

推薦-哈布斯堡的滅亡：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和奧匈帝國的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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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第一次世界大戰，歐洲的榮耀與安全

竟繫於其最薄弱的環節上——哈布斯堡王朝



　　哈布斯堡王朝曾在十七世紀抵禦土耳其人的進攻，守護歐洲文明；當拿破崙軍隊在歐洲無往不利時，哈布斯堡王朝也是抵抗革命勢力的中流砥柱。但是十九世紀，民族主義浪潮席捲全歐洲，這個以多民族著稱的「帝國」，如何能夠繼續保有共主的地位？



　　當北邊的說德語的人脫離原來哈布斯堡家族的掌控，躍升成為新興強國普魯士；往西南邊，與義大利的衝突又敗下陣來，哈布斯堡寄望在巴爾幹半島展現最後的帝國餘輝，只不過哈布斯堡能突破土耳其和俄羅斯在巴爾幹背後的外交運作和軍事算計嗎？



　　作者分析，這個古老帝國昧於現實，自不量力地走入與德國聯手向全歐洲宣戰的窘境。原來自十九世紀後半的幾十年來，帝國的軍力、國力，早在底下諸民族的威脅、瓜分裡四分五裂了。當在塞拉耶佛的行刺事件發生時，哈布斯堡還自信滿滿地選擇用武力解決，而不是尋求外交斡旋，對危機的來臨絲毫不覺。



　　哈布斯堡的愚蠢行徑，剛好正重歐洲各國的下懷，各國對戰爭早已躍躍欲試，只差沒有引信點燃。這印證邱吉爾說過的：歐洲的榮耀與安全竟繫於其最薄弱的環節上。



　　開戰時刻，奧匈帝國轉眼間便潰不成軍，炮彈不足、訓練過的兵源不足、冷兵器時代的打法、估算錯誤的戰略、失去現實感的戰術，種種因素導致奧匈帝國只是把自己境內六成的男子送入碎骨機，連生病無法上戰場者也無例外。



　　有位戰場上的士兵在日記裡寫下，「這場戰爭最令人費解的地方，乃是我們漸漸不恨敵人……我想那是因為我們有同樣的遭遇；我們都是被迫去做最違反人性的事：殺害同類。」



　　史家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延續，人類等於在二十世紀初又經歷了一場「三十年戰爭」。一般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理解多半局限於西戰線。本書作者試圖結合軍事史和外交史專長，呈現東戰線錯綜複雜的經過。一戰之後，世界局勢發生鉅變，兩個古老的帝國崩解——鄂圖曼土耳其和奧匈帝國，這本書從戰敗者的角度來閱讀一戰，也揭開少有人研究的東歐與巴爾幹的面紗。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喬福瑞‧瓦夫羅



　　畢業於耶魯大學，目前是北德州大學軍事史中心的主任。同時在「歷史頻道」主持節目，例如：History’s Business（關於企業的歷史）和History vs. Hollywood（討論歷史事實和電影場景之間的差異）。另著有Quicksand: America's Pursuit of Power in the Middle East和The Franco-Prussian。



譯者簡介



黃中憲



　　一九六四年生，政大外交系畢，現專職翻譯。譯有《從帝國廢墟中崛起》、《太平天國之秋》、《戰後歐洲六十年》、《劍橋插圖伊斯蘭世界史》、《成吉思汗—現代世界的創造者》、《帖木兒之後》、《維梅爾的帽子》等。



 

目錄




導論

第一章 歐洲病夫

第二章 犯錯與愚蠢之間

第三章 巴爾幹戰爭

第四章 塞拉耶佛逞凶

第五章 蒸汽壓路機

第六章 格格不入之人

第七章 克拉希尼克

第八章 科馬魯夫

第九章 倫貝格與拉瓦魯斯卡

第十章 死於德里那河邊

第十一章 華沙

第十二章 細長的灰線

第十三章 以塞爾維亞為獻禮

第十四章 雪人

後記





 

序




前言



　　一八六六年秋，奧地利某將領的侍從武官，在維也納市中心薩赫飯店（Hotel Sacher）的熟食店，動手打一名俄國外交官。那一年，普魯士、奧地利這兩個向來相互支持的國家，打了七個星期的戰爭，最後以那年七月的柯尼希格雷茨（Königgrätz）之役，普魯士將奧地利打得無力再起，實質性結束這場衝突。而在這場為時不長的戰爭中，俄國一直坐壁上觀，看它的兩個大國級對手廝殺。這個俄國官員暗暗嘲笑奧地利兵敗普奧戰爭，令這位侍從武官大為惱火，於是對他揮拳動粗。



　　薩赫飯店那場扭打升級為國際事件，引發俄奧即將一戰的揣測。後來的發展表明這些傳言是假，卻間接表示奧匈帝國雖潰敗於柯尼希格雷茨，該帝國和其哈布斯堡王朝統治者仍有可能打算獨力與俄國在戰場上一較高下。



　　到了一九一四年，已不再有這可能。那時，奧地利是與匈牙利合組的二元君主國的一部分，已淪為巴爾幹強權，只能與義大利爭奪「最小大國」的蔑稱，且和鄂圖曼帝國一樣有可能從大國俱樂部徹底除籍。這一令人瞠目結舌且快速的轉變究竟如何發生，就和奧地利最後一場戰爭（從頭至尾一場慘烈、魯莽的大敗）的過程，一樣有趣。



　　要探索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根源，必然要從維也納開始著手。吞噬歐洲和世界的大火，就在那裡點燃，然後往四面八方擴散。這場慘絕人寰之戰爭的遠因、近因，都可歸於哈布斯堡家族的奇特世界觀和其難以駕馭的中歐領地。一次大戰的近因，公認是哈布斯堡大公法蘭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一九一四年六月遭波士尼亞的塞爾維亞人加夫里洛．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暗殺後爆發的七月危機。奧匈帝國懷疑有俄國當靠山的塞爾維亞政府是這一暗殺陰謀的幫凶，在此一猜疑推波助瀾下，緊張情勢於七月節節升高，終於在八月爆發戰爭。一戰的遠因包括帝國主義：歐洲列強、美國、日本對以亞洲和非洲境內為主的新市場、原物料、海軍基地的爭奪。另一個遠因是相抗衡之同盟體系的存在：英法俄的三國協約和德奧義的三國同盟。



　　這些同盟體系本身就充滿危險因子，一旦配上侵略性的戰爭計畫、靠強制徵兵建立的大軍、現代軍備（無畏級戰艦、急射野戰炮、高爆彈、機槍），危險性更暴增。事實上，始於一八九○年代的歐洲軍備競賽，也是促成一次大戰的有力推手。一九○五年，德國出爐施里芬計畫（Schlieffen Plan），以迅速動員德國、奧匈帝國軍隊用於攻勢作戰，招來法國、俄國推出同樣咄咄逼人的戰爭計畫作為回應。一八九○年代即開始的陸海軍強軍大工程，賦予這些計畫堅實的武力後盾，使本已詭譎凶險的一九一四年更為詭譎凶險。



　　這一期間瀰漫歐洲的普遍反動心態，也是一戰爆發的推手。歐洲的心臟地帶由喜怒無常、心態保守的君主國（俄、德、奧匈、義）宰制。沒有自由主義政府作為安全閥，這些政權惴惴不安看待當時的新政局、新文化、新作風。誓言廢除君主制的社會主義黨，一九○六年成為德國國會裡的最大黨，促使至少一名德國將領呼籲打「一場痛快的戰爭以終結到處可見的混亂」。俄國、奧匈帝國和義大利境內的保守派持類似看法，英國、法國的保守派亦然。戰爭將使當權者可以名正言順戒嚴、痛擊工會、鎮壓「顛覆性」政黨；也將強化國家戰力，掃除社會中的廢物，削弱物欲和色欲，重振愛國精神。對於這場隱隱然即將降臨的慘烈戰爭，最後將造成一千六百萬人死亡、兩千一百萬人受傷的戰爭，他們竟如此天真以對，至今仍令人費解。



　　這場塗炭生靈之戰爭的爆發，奧匈帝國扮演了令人難以置信的角色。如今常有人主張，由於盟友奧匈帝國的虛弱，德國才刻意且弔詭地加速這場戰爭的爆發。身兼政治家和史學家兩種角色的邱吉爾，指出此荒謬而危險的狀態，即「歐洲的榮耀與安全竟繫於其最薄弱的環節上」【1】。身處於現代「民族主義時代」，奧地利正逐漸解體。奧匈帝國是個基本上屬封建性質的大國，有十餘個民族生存其上的帝國版圖，乃是十六世紀時拙劣拚湊而成，然後，受到想建立聯邦、自治或獨立的轄下諸民族攻擊，這帝國踉踉蹌蹌走進二十世紀。



　　德國對奧匈帝國未來發展的不安，乃是一次大戰的主要原因之一。邱吉爾則在其講述一次大戰東戰線歷史的著作中，稱這可能是惟一原因：「這一惡性且致命的衰退，使人類的和平與文明取決於交替肆虐哈布斯堡君主國的解體過程和短暫復甦時期。」【2】一九○五與一九一一年德國人為摩洛哥問題幾乎與法國、英國開戰，卻見到奧地利人最後臨陣退縮，於是一九一四年七月危機爆發時，德國人把這視為在這君主國還未因其內部分裂對立而垮掉時，或尚未遭周遭的泛斯拉夫強權俄羅斯、塞爾維亞吞併前，使奧匈帝國振衰起敝的最後、也是最佳機會。



　　《哈布斯堡的滅亡》談奧匈帝國一蹶不振的衰退和此衰退對歐洲文明的衝擊。這是一次大戰中大體上遭史學界忽略的一個區塊。大部分史學家提到奧匈帝國的衰弱，但未深究其衰落。還有些史學家把奧匈帝國視為不折不扣的強權，分析其軍事關係與對外關係，好似任何不尋常之處都是本該如此。本書說明奧匈帝國在一八六六年打了（且輸了）它最後一場歐洲大戰後幾十年的衰落，說明它如何踉踉蹌蹌走過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四那關鍵數年，藉此填補這塊遭冷落的區域。在那關鍵數年裡，巴爾幹半島騷動不安，維也納觀望，猶疑，再觀望，然後瘋狂跳入一場沒有勝算的大戰。

　　

　　奧匈帝國決定加入這場戰爭已夠魯莽，該帝國一九一四年的攻勢（一次大戰研究裡另一個受史學界冷落的區塊），則更為魯莽，且是該帝國所做出最為冒進的舉動。一九一四年奧匈入侵塞爾維亞、俄羅斯之舉早已規畫多年，而其一塌糊塗的慘敗，則坐實了戰前還只是在懷疑層次的奧匈無能。一九一四年八月在塞爾維亞、俄羅斯的戰事，確立了此後直至一次大戰結束的格局：過度擴張的德國、忙得喘不過氣的俄國、高舉雙手而鬥志全消的奧匈帝國。



　　奧匈是掀起一次大戰的主要推手，在一次大戰的結局上，也起了同樣關鍵的作用。一九一四年的作戰計畫，十年前就已確立。德國要以氣勢萬鈞、攻擊側翼的「右鉤拳」穿越比利時消滅法、英軍隊（施里芬計畫的第一階段），奧地利則要又快又有效率地動員部署於波蘭南部與烏克蘭西部（哈布斯堡王朝名之為加利西亞的邊境地帶）的四個奧匈野戰集團軍，發動凶狠的正面攻擊，以削弱、破壞俄國的「蒸汽壓路機」（六百萬大軍）。這一計畫指望奧地利的行動擋住行動緩慢的俄國人，為德國打贏西戰線爭取時間，然後搞定西戰線的德國揮師三百萬向東，與兩百萬奧地利軍隊聯手，和俄國決一死戰。制定計畫者認為俄國撐不過這波攻擊。俄軍兵力龐大，但受制於教育水平低和從外套、靴子、藥物到步槍、炮彈等所有物資的短缺，戰力有限。塞爾維亞人則被認為不值一慮。奧匈帝國軍隊將以八個師組成的「最小巴爾幹兵團」（Minimal Balkan Group）擋住他們，另外四十個師則對付俄軍。解決俄軍之後，奧匈才會動手擊敗貝爾格勒，將其瓜分。



　　德國人為何未能在西線獲勝，我們知之甚明。有多部探討馬恩河（Marne）戰役、伊珀爾（Ypres）戰役的書籍，還有小毛奇（Helmuth von Moltke the Younger，設計並督導德國作戰計畫之落實的主要人物之一）對施里芬計畫和其運用的分析，告訴我們原因。但一九一四年東戰場是怎樣的情況？對那裡的戰事，我們的了解非常粗淺。仍抱著大國身分不放的奧地利，派了二十個師（而非八個師）打塞爾維亞，為何仍落敗？東戰線與俄軍的交手是什麼樣的情況？歷史著作談到一九一四年八月奧匈帝國在克拉希尼克（Krásnik）和科馬魯夫振奮人心的大捷，但接下來，在下一頁，就令人一頭霧水地描寫奧地利人從這兩地慌亂的撤退，把波蘭和烏克蘭全留給俄國人，要求德國派大軍來救，從而使德國人打贏西戰線的任何希望注定成為空想。



　　奧匈帝國焦慮不安於自己大國地位的沒落，且不肯面對現實，仍裝出大國的身段。這兩種特質既是一次大戰的主因之一，也是其戰敗的根源。一戰隨著哈布斯堡王儲和其妻子在塞拉耶佛遭開槍暗殺揭開序幕。但這一暗殺原本不該引發一場世界大戰。為何會引爆一次大戰，不只與德國的侵略心態大有關係，也與奧匈帝國在一戰期間明顯可見的那種愚蠢行事大有關係。就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外交官擬好立場、刻意強硬而將使戰爭變得無可避免的最後通牒時，奧地利軍方完全未針對開戰做任何準備。事實上，一九一四年七月危機正熾時，奧地利的將領和政治家在度假——為國家受傷害而憤慨不已的大國領導人竟還能悠哉度假，著實令人匪夷所思。戰爭爆發時，奧地利人在維也納的驅策下抱著同樣鬆散的心態出征，派出一支在運輸工具、火炮、炮彈、機槍、步槍、戰術等每個重要方面都不堪一擊的軍隊。



　　奧匈帝國領導人才的不足，至少是同樣嚴重。法蘭茨．約瑟夫一世（Franz Joseph I）皇帝，有著慈善的眼神和羊排絡腮鬍，乃是今日奧地利觀光業的寵兒，但在一九一四年卻是個惡性十足的人物。這位皇帝雖不如捷克作家雅羅斯拉夫．哈謝克（Jaroslav Hašek）在其小說《好兵帥克》（The Good Soldier Svejk）中所說的那麼老邁昏庸（「讓兩個奶媽一天餵奶三次，糊塗得大概不知道正有戰爭在打」），卻有多年處於驚人的衰老狀態。他洋洋自得霸著皇位，不肯讓皇儲，他五十歲的侄子法蘭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接位，卻又不願善盡他皇帝的職責。在一九一四年前那些年裡，哈布斯堡君主國走到每個重要的十字路口時，這個昏聵的老人都使這個君主國困在路中央，束手無策。



　　相對於這位八十四歲的老皇帝，六十一歲的參謀總長法蘭茨．康拉德．馮．赫岑朵夫（Franz Conrad von Hötzendorf）將軍，是「青年土耳其黨人」（Young Turk）一員。康拉德被視為傑出戰略家，認為他日後碰上大而笨拙的俄羅斯，還有塞爾維亞，都將克敵制勝，結果並非如此。他的實際表現為何和外界期望背道而馳，乃是另一個有趣且受冷落的故事。因為康拉德，一次大戰的東戰場單調乏味，毫無精彩可言。即使就一九一四年的寬鬆標準來看，他的領導統禦和決策都糟得離譜，幾星期內就毀掉奧匈帝國軍隊。



　　奧匈帝國的不成材，也拖垮其盟邦德國。不管德國曾對打贏這場大戰抱有什麼希望，這希望都隨著一九一四年奧地利顏面盡失的慘敗而破滅。奧地利那幾場敗仗留下悶燒的土地——敵我爭奪的波蘭、加利西亞、塞爾維亞——加重德國的負擔，使德國欲在任何重要的戰線上贏得勝利，都變得遠更困難。若在戰爭初啟時，奧匈帝國的戰場表現不這麼糟，即使只是尚可，德國在這點上都會輕鬆許多。本書為一場通常被人從西邊視角來看的戰爭增添東邊的面貌，有助於說明維也納和柏林為何落入沒有勝算的消耗戰、終至落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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