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序 對愛好文學的人來說，英國十八世紀末葉的珍•奧斯汀是一個名滿天下的作家，她的《傲慢與偏見》是一冊無人不讀的小說。不過儘管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和難以數計的讀者，她在當時卻是一個默默無聞的人物，她的寫作不過是自娛娛人的家庭活動，很少人知道她的名字，或者關心她名字以外的事情。她的《傲慢與偏見》和《理性與感性》曾一度暢銷，她的《愛瑪》也因曾向執政王獻書而風行一時，但處在當時轟轟烈烈的大時代中，戰場上有叱咤風雲的拿破崙和奈爾遜上將，文壇中有所向披靡的強生博士，歌頌戰爭與英雄的司各特，宣揚女權運動的沃爾史東克拉夫特，而她自己過分的謙虛和匿名出書的習慣，使她的名聲始終幽暗而不彰。
她去世後二十餘年，倫敦一家書商有意出版她的書，但想知道一點這位「女作家」的生平，她年近花甲的哥哥亨利•奧斯汀卻拿不出来，只能一再道歉說，
我親愛的妹妹沒有轟轟烈烈的一生，…她的行為沒有日記的記錄，言談也沒有旁人的保留。不瞞你說，她想像中最遙遠的願望才是成為任何〔？〕狀況下一個公眾的人物。
引文中的疑問號是亨利自己加上去的，說明了他妹妹埋名隱姓的生活全是自己的選擇，不足為外人道也。
雖然一無波瀾的生涯給了珍•奧斯汀個人的自由，卻給寫傳記的人帶來困擾。我們的傳記作家克萊兒•唐馬林找不到任何可靠而具體的資料；她二十萬言的《珍•奧斯汀傳》採用的是烘雲托月的迂迴方式；她花費了八成以上的篇幅描寫奧斯汀龐大的家族，遠房近房的親戚，他們的配偶，舞廳裡的陌生人，甚至二十里路外毫不相干的鄰居。除非讀者是個「奧斯汀迷」，連最微小的細節都不放過，一般閱讀此書的人需要很大的忍耐力。幸虧作者體諒，她坦誠地說，「不論我們對她的家人有多了解，我們仍然看不透珍，不論你從哪一個角度出發。」因為我們想了解的不是別人，而是珍自己，然而「她對自己一無強求，從不局限自己的天地，無意取得英國小說家的一席之地，即使對她外表的容貌而言，我們也不能清楚抓住。」更困難的是珍倔強的個性，要你跟她保持距離，你可以談論她，但她一再警告，別太親密了。「她尖銳和不能忍耐笨伯的天性，讓人時時擔心會冒犯、曲解她，甚至愚蠢地張開眼睛對她說瞎話。」
唐馬林女士不敢擔保自己的言論無誤；但明白奧斯汀愛說笑話和從不譏諷的美德，遂放心說，隨她笑吧！這是閱讀本書的一大樂趣，她把我們放在客觀的事實中，給我們自由思考的空間，讓我們認識一位充滿自信，風趣智慧，既平凡又奇特的女子。如果說珍的成就是另一類生命的高峰，置榮華富貴、生死苦樂於度外，也算是轟轟烈烈的行徑，我們沒有過分。她與時代的不同在個人的風格，拿破崙的雄心與她背道而馳，司各特的熱鬧與她絕緣，她了解女性的痛苦，但不同於沃爾史東克拉夫特大聲疾呼，她默默耕耘，在無言中展現了女性特有的優點和價值。
然而她和平的女性主義勝利了。她感動了世界，也感動了司各特。司各特於1826年——也就是珍•奧斯汀去世後的第九年——在日記裡寫道：
那位年輕的婦人很有才華，能奇妙地描寫日常生活中所見所聞。對我來說，這是我生平中遇到最奇妙的事。狗群汪汪大叫的調子我隨時都會做到；但尋常人世間生花的妙筆，化平淡為神奇，在筆墨間尋找真理，則非我的能力所及。
用「群狗汪汪大叫」（theBigBow-Wow）的形象來誇張男性化的語調是司各特出人意表的謙虛，但這話說盡了奧斯汀作為女性作家截然不同的成就。她的作品無不是平淡中的神奇，她在我們看似刻板單調的生活中發現了複雜的人性，在現實的世界中塑造了驚天動地的新世界。用她自己的話說，她以「一支纖細的筆桿」，在「一支小小（兩吋寬）的象牙」上書寫，而文字的秀美，比美莎士比亞。就以《理性與感性》或《曼斯菲爾德莊園》來說，它們在詮釋上有與莎士比亞同等開放的空間，你可以對瑪麗安•戴希梧，或者瑪麗•克勞馥做任何的評價，你可以喜歡范尼•普萊斯，也可以討厭她，但無傷宏旨，因為「莎士比亞的劇本和奧斯汀的小說是富有生命的藝術作品，它們的意義是日新月異的」。這便是司各特所說「筆墨間的真理」，使她從默默無聞的隱士一變而名滿天下的最大理由。
但唐馬林女士所用龐大的篇幅墨描寫她周邊的人物和童年時代的生活背景也並非浪費。父親的好學，母親的幽默，哥哥們演戲的天才，姐姐凱珊嘉的沉著，表姐艾麗薩的浪漫，…無一不構成她私人的天地，塑造她人格的特色。她父親老著臉皮向書商兜售她的處女作《第一印象》(《傲慢與偏見》的初稿)（第12章），肯定給了她感動和慚愧。如果母親病重時能寫一首調笑死神的打油詩（第17章），無疑會養下一個不向死神低頭的女兒。儘管有時她稱呼廚娘為「下走」（Under），管家婦為「刷子」（Scrub）（第8章），她對女性勞動者仍有由衷的同情和尊敬。
矛盾是人之常情；沉默才是後天的培育。作為教區牧師的女兒，和二位英國皇家海軍軍官的妹妹，奧斯汀不談宗教和政治是可以理解的。在教堂中她看見了太多「陽奉陰違」、「腐敗的牧師」，而「每個軍人，…變成了卑鄙的寄生蟲，或者險惡的淫媒」，這些沃爾史東克拉夫特（MaryWollstonecraft）當時大聲疾呼的口號，她不會不同意，卻沒有必要在家中傳播，自討沒趣。她最崇拜的「道德詩人」威廉•考伯（WilliamCowper）對狩獵的厭惡，和對這「可憎的遊戲/…靠自然的淚水和死亡的悲鳴/豢養自己」的詩句，也耳熟能詳，但在她狩獵槍聲中長大的兄弟面前，她從不發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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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唐馬林女士最大的成功在藉奧斯汀的私人生活指出她作品的意義。例如《傲慢與偏見》這冊最受歡迎的「快樂的喜劇，…夢幻一般的大團圓」，卻寫成於她姐妹兩人最淒慘的時期：凱珊嘉未婚夫的去世，和她自己初戀的夭折。她書中情節和她實際生活的南轅北撤，讓我們感覺到她在全力「營造一個讓自己開心的藝術作品，創造一個與她生活截然相反的另一世界」。這無疑是一場生命和沮喪的搏鬥，超越了理性和感性的劃分；而在奧斯汀歡笑的背後，我們發現了另一個深沉的奧斯汀。談到她的「喜劇」，我們不能忘記了另一位女作家卡瓦納（JuliaKavanagh）早在1862年說的話：「假如我們認真往她故事尖銳而諷刺的一面看，我們發現世界的沮喪，不是可笑。而有時沮喪駕臨一切。」
痛苦和死亡是她不願意多做耽溺的兩件事。她重視的是生命，縱然這生命有時艱辛到令人恐怖，尤其對女人（她非常同情兩個死於第十一胎生育的嫂嫂）。她一生有兩度結婚的機會，不是錯過了，便是放棄了；在享受自由寫作的生涯之餘，像所有正常而健康的人一樣，她對婚姻仍然有甜美的憧憬。她的《勸導》唐馬林認為是送給自己，也是送給「夏普小姐，凱珊嘉，瑪莎•羅愛德，和那位可憐的白恩小姐的一份禮物」，那些在「生命中失去婚姻機會，和無法享受第二個春天的婦人」。
1806年比她大一歲的哥哥佛蘭克結婚時，她用姪女兒凡尼的口吻寫了一首賀詩寄到葛麥軒莊園，道出了她對婚姻浪漫的期許和童貞的喜悅：
山頭上他們飛一般地奔跑，
來到這所遼闊的莊園。
看哪！牛群們低頭吃草，
奇怪今天怎麼鬧翻了天！
跑呀，兄弟們，來到園門口，
園門又大又漂亮。
我們在此守候已久，
歡迎我們叔叔的新娘！
轎車終於不再飛跑，
到了到了，他們慢下了車輪；
問候我們的叔叔你可好？
還有你，我們親愛的夫人？
的確，慣於讀她小說的人在這裡會感到無比的清新。這是不是她的又一面貌呢？但這得由讀者自己去判斷了。她於1817年七月十八日去世，得年四十二歲。臨終前她曾寫信給侄子詹姆士-愛德華說，「我的來福醫師說他會把我的病治好，但如果他不成功，我會設計一塊紀念碑，把它放在祭司長和牧師會的面前，讓我牢牢記得替這個虔敬、學究氣十足，但毫無私欲的軀體做一點矯正」。
這是她最終的遺言，勝過溫切斯特教堂墓園裡一百二十五字的碑文。感謝唐馬林女士，她以傳記學家的嚴謹和小說家的細膩，在學術的高墻之外重建了奧斯汀的形象。我們為之耳目一新。
周春塘序於新店花園新城攬翠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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